最近看的書激起我對伊朗近代歷史的好奇。
對中東國家的狀況，台灣媒體似乎關心甚少，連上網查資料，查到的也以對岸文獻居多。總之我好奇的是：為什麼伊朗人民會支持像何梅尼這樣激進的伊斯蘭保守份子，推翻以建立現代化國家為目標的國王？難道說現代化沒有帶給人民一點利益？還是他們對宗教的執著已經到了這種地步，寧願忍受物資建設貧乏而不願與西方世界學習？何梅尼於1979年推翻的王朝到底作了什麼事，讓人民如此恨之入骨？
總的言之，就是經濟發展而政治保守的畸形政策、革命後嚴重的貧富不均與皇室高官的貪污腐敗讓大家終於無法忍受。
這樣看起來起來，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這世界上，不分東西，無論宗教信仰，人民要的其實非常簡單，生活安定富足就行了。因為唯有在活的下去的前提下，才能高談教育制度、宗教觀念或文學發展嘛！
以下文章來自：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606002.htm
頗長的，真的有興趣的能看多少是多少吧！
通向毀滅的改良之路
──對伊朗「白色革命」失敗的反思
⊙ 曹瑞濤
一
在伊朗巴列維王朝被推翻的五個月前，禮薩．巴列維國王仍相信全國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民在支持他，同時國王手裏還握著一支「無條件」效忠王室的強大軍隊，所以他信心十足地宣稱：「沒有人能推翻我。」1可五個月後，一個幾乎被遺忘的神學家，在既無坦克又無士兵，既少盟友亦缺資金的情況下，居然于千里之外成功指揮了一場民眾反抗運動，將「不可戰勝」之敵一舉擊潰。西方對此百思不解，在經濟明顯蒸蒸日上之時，一個三千萬人口的國家何以戲劇般地突然倒退回中世紀？這「不僅違反了西方的邏輯和政治推斷，而且也不符合工業國家替第三世界所安排的關於未來的主要模式」，2從而使「以『國家的經濟發展是政治穩定的首要前提』為座右銘的整整一代經濟學家暈頭轉向。」3
革命前，巴列維國王一直是西方眼中的紅人，尤其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由他發動的那場轟轟烈烈的「白色革命」，更使歐美政要們欣喜不已。這場帶有濃厚西化色彩的改良運動，仿佛一夜之間要造就第二個土爾其，其主要原則為：「廣泛的社會改革，經濟建設與經濟民主結合，發展文化，國際合作，尊重精神信仰，尊重個人自由和社會自由。」4依此原則政府曾在土地改革、現代企業建設、民主選舉制度設計、民間衛生事業、掃除文盲以及樹立社會公正等問題上提出過一系列「躍進式」實踐措施，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目標之高，不讓英美。伊朗國內氣氛當時也為之一振，人民似乎看到了國家振興的曙光。
與之相比，反國王的霍梅尼（殿主注：即何梅尼，下皆同。）提出的政治方案連最保守的伊斯蘭教國家都覺得不合時宜，在他關於國家政體的理想裏，「先知本人集立法、司法、行政和國家管理大權於一身。他任命大使，簽署國書，宣判罪犯，監督刑罰，」然而這「不朽的制度」卻因哈裏發獨攬大權而遭破壞，因此有必要恢復傳統政教合一的政體，而「伊斯蘭國家與『其他國家體制的區別在於，伊斯蘭國家的立法權受自真主，而其他君主國或共和國的法律則受自國王或人民代表。國家在伊斯蘭教裏的意思是，真主託付先知去實現和服從他的法律。但是現在先知已經去世了。他過去是伊斯蘭國家的首腦。誰來繼承他的任務呢？伊斯蘭的法律學者，伊馬姆』。」（伊馬姆在阿拉伯語裏意為「站在最前列的人」，轉意指什葉派的最高宗教領袖。）5對一切世俗化性質的改革，霍梅尼針鋒相對地提出其最高原則，即：「國家決不能淩駕於宗教之上。一切違反伊斯蘭教的法律都是非法的。」6這套政治原則和建國方案實際上並未超越保守什葉派神學家們的舊論，只不過霍梅尼表現得更為極端、激進罷了。
然而，1979年這兩種不同體系決戰的結果卻表明：「伊斯蘭革命」戰勝了「伊朗革命」，傳統戰勝了現代，宗教戰勝了經濟！雖然西方世界不理解這種「倒退」，可只要沿著巴列維國王當年改革的路徑去考查一番，就會少些旁觀者的不解。
二
「白色革命」開始時，國王對一切改革活動立下兩條必須遵守的「神聖原則」：「一、依靠精神和宗教信仰──當然，就我們來講，是伊斯蘭教（因為不僅我們的人民和社會篤信自己的宗教，而且宗教的真正含義是鞏固和支援我們的精神體系的）；二、是維護以至增加個人和社會的自由，使之能夠得到空前的鞏固和發展。」7然而，它們都沒得到遵守。
首先從宗教原則上看。什葉派穆斯林雖然僅占伊斯蘭信徒的百分之十，但在伊朗他們卻超過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什葉派教徒比遜尼派教徒更接近生活和社會，他們堅持伊斯蘭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張，崇尚宗教生活與世俗生活在制度上的統一，並常因此與權力當局發生對抗。什葉派的宗教機構也很強大，伊朗愷加王朝末期，強有力的毛拉們（毛拉相當於基督教會中的教士）甚至逼迫當時軟弱的國王保證，「規定成立一個伊斯蘭教憲法參議會，將來這個國家的每項法律、法令都必須經過它的審核，以保證同伊斯蘭教的要求取得一致。」8當哥薩克領袖出身的禮薩·汗（即禮薩·巴列維國王的父親）推翻愷加王朝，建立起政教分離的巴列維王朝後，政教關係日趨緊張。對毛拉們的抗議，新來的國王決不手軟，強硬鎮壓，甚至1924年國王親自帶兵沖進聖城庫姆，「無視伊斯蘭教最原始的戒律，穿著馬靴跨入神聖的清真寺，用手杖抽打一名有權勢的阿亞圖拉，並殘暴地收拾了他的敵手。」9
有此歷史背景，政教和睦之說實際上只是掛在口頭的一個美夢，甚至仇恨加劇時，巴列維國王本人都管不住自己激動的舌頭。1963年由於「白色革命」損害到毛拉的土地權利，導致雙方積怨暴發，氣急敗壞的國王毫無顧忌地咒罵伊斯蘭宗教界為寄生蟲，並公開對民眾說：「宗教領袖們在他們自己的糞堆裏打滾，他們象蛆蟲一樣在污泥濁水裏蠕動。你們應該象擺脫野獸一樣擺脫這個污穢骯髒的階級。」10話說到這個份上，一點挽回餘地都不留，雙方和解無望，對抗逐漸升級。老國王當年只是用靴子踢、手杖抽，小國王乾脆讓傘兵空降清真寺去逮捕霍梅尼等宗教領袖，並把坦克、裝甲車開入城市，命令軍隊對示威群眾開槍。仇恨染上了血色，依靠宗教維繫統治之路也就徹底斷絕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快又發生了另一件火上澆油的事。巴列維家族為了加強其統治的合法性，不顧伊斯蘭教已在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事實，硬從二千五百年前大流士時代的古老榮光中尋找「先祖」，1971年巴列維國王按照古代阿契美尼亞國王居魯士大帝的做法，給自己的王太子取名為禮薩·居魯士。11此舉非但沒讓王室更合法，反而刺傷了人民的宗教情感，這顯然是用古波斯精神來挑戰伊斯蘭精神。即便在歐洲，儘管人們承認「凡是滿足我們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價值、有光輝的東西，我們知道都是從希臘直接或間接傳來的。」12可如果有誰因此就讓歐洲人放棄發端東方的基督教，重新祭拜奧林匹亞山上的諸神，那也只會被視作荒誕不經幻想。巴列維國王大大低估了宗教和傳統的力量，他正把自己推到國內最大異端的位置上！
其次從自由原則上看。巴列維國王所宣導的自由社會如果要實現，則必須以國家獨立自主為前提，而這點恰是整個巴列維王朝的「軟肋」！儘管國王掌握著西方列強的經濟命脈──石油，可實質上他的統治根本無法擺脫對西方的依附性。伊朗的近代史表明，該國家一直夾在東西方列強間，處境艱難。甚至1941年英蘇為了對付法西斯德國，竟設想把伊朗一分為三，雖然這個計畫沒有實現，但伊朗仍時時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直到年輕的巴列維國王「把寶押在美國這張牌上時，一種政治復興的初期微弱徵兆才趨向明朗化。」二戰結束時，蘇聯又想將伊朗變成自己的屬國，並要求伊朗承認以大不裏士為首都的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國。此刻，華盛頓出手相助，為了中東的油田，杜魯門總統迅速調集大部隊威脅蘇聯，結果史達林讓了步，伊朗終於保住了它現有的國土面積，美伊「夥伴關係」從此形成。13
在這種「夥伴關係」中，美國從伊朗拿走廉價石油，伊朗王室則從「山姆大叔」的回扣中占盡便宜，作為答謝，「在每次外交危急關頭，國王都支持西方。他毫不顧忌國際壓力，向以色列、南非和羅得西亞提供石油；他曾於一九七三年呼籲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立即結束石油危機；在越南戰爭的高潮中，當一支美國航空母艦編隊因為燃料耗盡喪失活動能力停泊在印度洋時，他悄悄地派一艘滿載的油輪前往支援……」14雖然雙方合作愉快，可老百姓卻在經濟上吃了虧，而且他們的民族自尊心又遭到傷害，那怕口袋裏多出了幾個錢，在伊斯蘭兄弟面前人們還是感到有點抬不起頭來。
如果說國家獨立涉及複雜的國際政治問題，忍辱負重也情有可原，那國內民主、人權建設上出的問題，國王和他的政府就難卸其責了。巴列維國王曾公開說過，民主的真正含義就是：「一個國家的全體成員，都應有權對同他們命運攸關的問題發表意見和投票表決。」15同時，他也衝破傳統，給予婦女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按理說領導者覺悟高，選舉人口又增加了一倍，人們參證議政理應熱情高漲，可實際結果如何呢？以1977年在德黑蘭的補選為例，「一百五十萬選民只有六萬人在選民冊上登記。……最後只有一萬八千多名首都居民投了票，勝利者僅以不滿八千張選票而獲得議員席位。」16人民不去投票，不過是因為在這些漂亮話和各種冠冕堂皇措施背後，特權階級早把實質性問題交易妥了，所謂選舉成了一場乏味無聊的遊戲，旨在為當權者再鍍上一層民主的金光，同時也堵住持異見者的嘴巴！
其實在整個「白色革命」中，巴列維國王對於民主建設的態度一直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要打民主這張牌，以博得西方世界的支持，另一方面王室和特權階級又要求他少搞甚麼真正的民主！國王知道愚民無民主可言，抓教育是民主之本，他甚至建議「根據服兵役法將應召而來的畢業生中的一部分在服役期間安排到全國各地未設小學的農村去進行掃盲工作。」17可實踐中越是改進教育，培植國民的自由精神和增強他們的政治責任感，國王就越感到自己的政權面臨著巨大危險。在此心態下，抓了十幾年教育，國內文盲率還在百分之七十左右，到1974年，「伊朗各大學的畢業生才只有一萬八千名，這個數字跟敘利亞這個人口只及伊朗的四分之一、但還要貧困得多的國家相同。當時，有三萬名大學生在外國留學，其中許多人由於政治原因，不得不拒絕回國。」18
對國內的知識份子，雖然國王「少不得他們來協助開發這個國家。（可）要是一位大學教授發表了一種獨立不羈的思想見解，馬上就會被開除，或者甚至被捕。」19國王還全力支持「薩瓦克」（SAVAK）──伊朗國家安全情報署──的活動，「多年來，它隨意捕人，非法刑訊，殘酷折磨，以此鎮壓任何對國王統治的反抗。」20就在聖城庫姆前方的卡維爾沙漠裏，薩瓦克「有恃無恐地在這個荒無人煙的遼闊地區，把國王最危險的敵人毀屍滅跡。死者被裝進口袋，然後在鹽鹼荒野上空從飛機裏扔下。」21面對這樣的暴行，自由原則根本無神聖可言。鑒於國王對上述兩原則的踐踏，可以說「白色革命」一開始就是一場嚴重扭曲變形的「革命」。
三
雖然國王踐踏了兩大「神聖原則」，但他卻認為：違背傳統，維持專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完全可以通過經濟高速發展予以中和，生活富裕完全可以掩蓋政治不公。很不幸，國王打錯了如意算盤！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絕不能靠發展單一因素──甚至是高速發展──來完成，作為一個系統工程，它要求整體性轉變，如果社會公正、民族自尊和宗教信仰受到破壞，就會害及全局，經濟高速發展非但不能力挽狂瀾，反而會推波助瀾。
沒挖出石油前，伊朗只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發現石油後，由於帝國主義勢力介入，天賜之財成了招禍之物！伊朗經濟出現嚴重的偏斜式發展，點狀分佈的現代化城市仿佛從天而降，而圍裹在它們周邊的農村似乎還停留在中世紀！面對這種典型二元經濟模式，如何使傳統落後的農業平穩、安全地過渡到現代經濟體系內，成了伊朗現代化道路上的首要難題，「白色革命」的第一要務自然也就落在了農村土地問題上。
頗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國內有識之士對此呼籲了許多年，但農業改革的第一推動力竟來自美國！1961年伊朗糧食欠收，國王忙向美國求援，甘迺迪總統借機迫使國王採取大規模土地徵收措施，以促進伊朗經濟與西方的接軌程度。情急之下國王勉強同意，不想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立刻在國內引起一片歡呼，並構成了「白色革命」的主要部分。雖然土改觸動了毛拉的利益，以至出現1963年的大騷亂，但最後「成千上萬的伊朗農民通過土改得到了擁有自己土地的權力，並以此確立了他們與伊朗國家及君主制的嶄新關係。」22這種樂觀景象促使巴列維國王乘勝前進，指出：「我的目的是真正限制大土地佔有，以利農民；真正消滅地主和佃農制度；並真正使這些佃農享有人的尊嚴和有可能直接從勞動中獲利。」23為了推進農業現代化，他又指出在已有基礎上發展農村合作公司的必要性，並要大力興修農村基本設施，特別是水利設施，還要由伊朗農業信貸和農村開發銀行在全國各地開展信貸業務，為農業發展提供資金保證。
可是好景不長，信誓旦旦的口號最終打了水漂，土改帶給人們曇花一現的好處，接踵而來的卻是更棘手的問題。因為土改是美國壓力下的產物，而美國真關心的是石油而非小麥，所以它才不願陪國王走通這條荊棘路；同時土改進行下去又不可避免地觸及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所以一旦外壓失去，接續工作便沒了下文。改革中「半吊子工程」最易導致利益全失、危害加倍。傳統佃農制度是不公正，但畢竟將大量農民固定在土地上，客觀上保證了社會穩定。土地重新分配後，由於後續建設虎頭蛇尾，農民生活未見好轉，同時城市生活又對農民產生出強大吸引力，在失去傳統約束的情況下，「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傳統的農村生活瓦解，舊式大家庭遭到破壞，農業生產遭受了嚴重損害。」24一時間，村裏但凡有點本事的人都進了城，農耕留給中年婦女，老人和孩子來完成，農業科技進步和農村現代化建設也就無從談起。到「白色革命」後期，「農村情況幾乎跟古代波斯沒有多大差別：依然是赤貧如洗，百病成災。」25
進城農民的情況也不妙。雖然城市打工收入比務農稍高些，但城市生活成本卻遠過農村，且多數進城農民只能從事一些簡單勞動，收入極低，他們漸漸在城市裏形成一個規模龐大、相對集中的貧民群體。巴列維國王不是沒看到這點，為此他特別指出：「應當把保證社會正義和改善公眾生活的經濟研究也看作經濟的基礎之一，在財富分配方面，使道德和人格法則去完善和補充經濟法則。」26但國內民主建設的失敗，使整個國家仍牢牢把持在特權階級手裏，政治權力缺乏基本的民眾監督，所以每項改革都要先經過這些人的「過濾」，直到對其無害有利才甘休，而福利政策實行中，資金「漏」走的要比貧困人口得到的多得多。
隨著「白色革命」的「深化」，財富迅速集中到愷加王朝的一千家名門望族和巴列維王室的五十個家庭之中，在這些達官顯貴、太子公主周圍又聚集了一大群借助權力新生的暴發戶，形成伊朗的「上流社會」。據《金融時報》的調查，「國王、他的姐妹和王親國戚至少在一百零五個工廠企業的財政上插了一手，合股經營了十七家銀行和保險公司、二十五家冶金和礦山公司、近五十家建築公司和數量類似的食品廠。巴列維家族控制了二十四家豪華飯店，實際上壟斷了旅遊業、公寓居住區、商業中心以及附屬的水泥和鋼鐵製造業……」27此時國家的內部，一邊是以錢權為粘合劑團聚起來的統治集團，另一邊卻是生活水準日趨降低的勞動階層。在兩極分化中，進城農民陷入了最痛苦的境地，他們既沒有能力在高消費的城市裏立住腳，又無法重返農村，只能聚成規模越來越大的流民群體，社會貧福差距之大已嚴重威脅到了國家安全。
與此同時，對形成中的新貴階層和有著更多精神追求的中產階層，為了轉移他們在政治領域中漸漸產生的欲求，統治者又在經濟生活中找到了「軟刀子」。一向嚴格的王室檢查機關對城市裏的賭場、夜總會和利慾薰心的色情電影業變得極為通融。而在市民生活中，娛樂業大受鼓勵。在這個圈子裏，所謂自由，就是放縱欲望的自由，所謂民主，就是參與娛樂的民主，嚴肅的詞語全被娛樂場中嘻嘻哈哈的打鬧、調侃所褻瀆。憤怒的伊斯蘭教徒慢慢感到：這些東西盛行的目的就是「為那些對政治和社會極度失望的人民找到一種醉生夢死的辦法，獨裁者希望這類西方『文化商品』能起到使人民愚化和不問政治的作用。」28
由此可見，精神、制度領域的扭曲最終導致經濟領域發生更危險的扭曲變形：農業凋敝，工業發展失衡，分配領域嚴重兩極分化，娛樂業墮落民風，這些都加劇了國家的危機，而巴列維國王仍舊陶醉在GNP高速增長的假像下，他感覺不到自己的王座已經被安放到了冒著滾滾濃煙的火山頂上。
四
伊朗人民在改革之初確實比他們的國王還激進，絕大多數人都願意加速現代化進程，從而更加富裕、自由地生活。但經歷了對君王設計的民主、自由、富足社會的普遍失望後，人們最終從高度扭曲的改良程式中退出，離開那讓人倍感疲憊、羞辱的生活。在霍梅尼生硬的教條裏，民眾重又看到善良穆斯林得以幸福生活的簡單、傳統、熟悉的世界，「千百萬伊朗人就猶如抓住最後一根救命稻草那樣，越來越緊密地團結在他們的宗教領袖周圍。」29
當然，國家現代化的趨勢是誰也不能阻擋的歷史進程。霍梅尼勝利後，新的國家領導人並沒有按原教旨主張去建設國家，他們需要探索一條既能保證自己的宗教信仰、民族自尊和社會公正，又能發展經濟的「第三條道路」。這條路的建設成功與否，現在還未可知，但無論如何，巴列維政府的失敗卻是必然的，其中教訓值得發展中國家去認真研究。
註釋
1、2、3、5、6、8、9、10、11、13、14、16、20、21、22、24、27、28、29 （奧）海因茨·努斯鮑默著，倪衛譯：《霍梅尼──以真主名義造反的革命者》，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第3頁，第1頁，第3頁，第29頁，第32頁，第20頁，第22頁，第48頁，第39頁，第37-38頁，第124頁，第68頁，第46頁，第27頁，第71-72頁，第72頁，第75-76頁，第74頁，第65頁。
4、7、15、17、23、26 （伊朗）巴列維著，郭伊譯：《白色革命》，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第1版，第367頁，第377頁，第429頁，第443頁，第392頁，第425頁。
12 （德）黑格爾著，賀麟、王太慶譯：《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59年9月第1版，第157頁。
18、19、25 （法）熱拉德·德·維利埃等著，張許蘋、潘慶舲譯：《巴列維傳》，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第1版，第360-361頁，第362頁，第360頁。
對中東國家的狀況，台灣媒體似乎關心甚少，連上網查資料，查到的也以對岸文獻居多。總之我好奇的是：為什麼伊朗人民會支持像何梅尼這樣激進的伊斯蘭保守份子，推翻以建立現代化國家為目標的國王？難道說現代化沒有帶給人民一點利益？還是他們對宗教的執著已經到了這種地步，寧願忍受物資建設貧乏而不願與西方世界學習？何梅尼於1979年推翻的王朝到底作了什麼事，讓人民如此恨之入骨？
總的言之，就是經濟發展而政治保守的畸形政策、革命後嚴重的貧富不均與皇室高官的貪污腐敗讓大家終於無法忍受。
這樣看起來起來，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這世界上，不分東西，無論宗教信仰，人民要的其實非常簡單，生活安定富足就行了。因為唯有在活的下去的前提下，才能高談教育制度、宗教觀念或文學發展嘛！
以下文章來自：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606002.htm
頗長的，真的有興趣的能看多少是多少吧！
通向毀滅的改良之路
──對伊朗「白色革命」失敗的反思
⊙ 曹瑞濤
一
在伊朗巴列維王朝被推翻的五個月前，禮薩．巴列維國王仍相信全國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民在支持他，同時國王手裏還握著一支「無條件」效忠王室的強大軍隊，所以他信心十足地宣稱：「沒有人能推翻我。」1可五個月後，一個幾乎被遺忘的神學家，在既無坦克又無士兵，既少盟友亦缺資金的情況下，居然于千里之外成功指揮了一場民眾反抗運動，將「不可戰勝」之敵一舉擊潰。西方對此百思不解，在經濟明顯蒸蒸日上之時，一個三千萬人口的國家何以戲劇般地突然倒退回中世紀？這「不僅違反了西方的邏輯和政治推斷，而且也不符合工業國家替第三世界所安排的關於未來的主要模式」，2從而使「以『國家的經濟發展是政治穩定的首要前提』為座右銘的整整一代經濟學家暈頭轉向。」3
革命前，巴列維國王一直是西方眼中的紅人，尤其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由他發動的那場轟轟烈烈的「白色革命」，更使歐美政要們欣喜不已。這場帶有濃厚西化色彩的改良運動，仿佛一夜之間要造就第二個土爾其，其主要原則為：「廣泛的社會改革，經濟建設與經濟民主結合，發展文化，國際合作，尊重精神信仰，尊重個人自由和社會自由。」4依此原則政府曾在土地改革、現代企業建設、民主選舉制度設計、民間衛生事業、掃除文盲以及樹立社會公正等問題上提出過一系列「躍進式」實踐措施，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目標之高，不讓英美。伊朗國內氣氛當時也為之一振，人民似乎看到了國家振興的曙光。
與之相比，反國王的霍梅尼（殿主注：即何梅尼，下皆同。）提出的政治方案連最保守的伊斯蘭教國家都覺得不合時宜，在他關於國家政體的理想裏，「先知本人集立法、司法、行政和國家管理大權於一身。他任命大使，簽署國書，宣判罪犯，監督刑罰，」然而這「不朽的制度」卻因哈裏發獨攬大權而遭破壞，因此有必要恢復傳統政教合一的政體，而「伊斯蘭國家與『其他國家體制的區別在於，伊斯蘭國家的立法權受自真主，而其他君主國或共和國的法律則受自國王或人民代表。國家在伊斯蘭教裏的意思是，真主託付先知去實現和服從他的法律。但是現在先知已經去世了。他過去是伊斯蘭國家的首腦。誰來繼承他的任務呢？伊斯蘭的法律學者，伊馬姆』。」（伊馬姆在阿拉伯語裏意為「站在最前列的人」，轉意指什葉派的最高宗教領袖。）5對一切世俗化性質的改革，霍梅尼針鋒相對地提出其最高原則，即：「國家決不能淩駕於宗教之上。一切違反伊斯蘭教的法律都是非法的。」6這套政治原則和建國方案實際上並未超越保守什葉派神學家們的舊論，只不過霍梅尼表現得更為極端、激進罷了。
然而，1979年這兩種不同體系決戰的結果卻表明：「伊斯蘭革命」戰勝了「伊朗革命」，傳統戰勝了現代，宗教戰勝了經濟！雖然西方世界不理解這種「倒退」，可只要沿著巴列維國王當年改革的路徑去考查一番，就會少些旁觀者的不解。
二
「白色革命」開始時，國王對一切改革活動立下兩條必須遵守的「神聖原則」：「一、依靠精神和宗教信仰──當然，就我們來講，是伊斯蘭教（因為不僅我們的人民和社會篤信自己的宗教，而且宗教的真正含義是鞏固和支援我們的精神體系的）；二、是維護以至增加個人和社會的自由，使之能夠得到空前的鞏固和發展。」7然而，它們都沒得到遵守。
首先從宗教原則上看。什葉派穆斯林雖然僅占伊斯蘭信徒的百分之十，但在伊朗他們卻超過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什葉派教徒比遜尼派教徒更接近生活和社會，他們堅持伊斯蘭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張，崇尚宗教生活與世俗生活在制度上的統一，並常因此與權力當局發生對抗。什葉派的宗教機構也很強大，伊朗愷加王朝末期，強有力的毛拉們（毛拉相當於基督教會中的教士）甚至逼迫當時軟弱的國王保證，「規定成立一個伊斯蘭教憲法參議會，將來這個國家的每項法律、法令都必須經過它的審核，以保證同伊斯蘭教的要求取得一致。」8當哥薩克領袖出身的禮薩·汗（即禮薩·巴列維國王的父親）推翻愷加王朝，建立起政教分離的巴列維王朝後，政教關係日趨緊張。對毛拉們的抗議，新來的國王決不手軟，強硬鎮壓，甚至1924年國王親自帶兵沖進聖城庫姆，「無視伊斯蘭教最原始的戒律，穿著馬靴跨入神聖的清真寺，用手杖抽打一名有權勢的阿亞圖拉，並殘暴地收拾了他的敵手。」9
有此歷史背景，政教和睦之說實際上只是掛在口頭的一個美夢，甚至仇恨加劇時，巴列維國王本人都管不住自己激動的舌頭。1963年由於「白色革命」損害到毛拉的土地權利，導致雙方積怨暴發，氣急敗壞的國王毫無顧忌地咒罵伊斯蘭宗教界為寄生蟲，並公開對民眾說：「宗教領袖們在他們自己的糞堆裏打滾，他們象蛆蟲一樣在污泥濁水裏蠕動。你們應該象擺脫野獸一樣擺脫這個污穢骯髒的階級。」10話說到這個份上，一點挽回餘地都不留，雙方和解無望，對抗逐漸升級。老國王當年只是用靴子踢、手杖抽，小國王乾脆讓傘兵空降清真寺去逮捕霍梅尼等宗教領袖，並把坦克、裝甲車開入城市，命令軍隊對示威群眾開槍。仇恨染上了血色，依靠宗教維繫統治之路也就徹底斷絕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快又發生了另一件火上澆油的事。巴列維家族為了加強其統治的合法性，不顧伊斯蘭教已在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事實，硬從二千五百年前大流士時代的古老榮光中尋找「先祖」，1971年巴列維國王按照古代阿契美尼亞國王居魯士大帝的做法，給自己的王太子取名為禮薩·居魯士。11此舉非但沒讓王室更合法，反而刺傷了人民的宗教情感，這顯然是用古波斯精神來挑戰伊斯蘭精神。即便在歐洲，儘管人們承認「凡是滿足我們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價值、有光輝的東西，我們知道都是從希臘直接或間接傳來的。」12可如果有誰因此就讓歐洲人放棄發端東方的基督教，重新祭拜奧林匹亞山上的諸神，那也只會被視作荒誕不經幻想。巴列維國王大大低估了宗教和傳統的力量，他正把自己推到國內最大異端的位置上！
其次從自由原則上看。巴列維國王所宣導的自由社會如果要實現，則必須以國家獨立自主為前提，而這點恰是整個巴列維王朝的「軟肋」！儘管國王掌握著西方列強的經濟命脈──石油，可實質上他的統治根本無法擺脫對西方的依附性。伊朗的近代史表明，該國家一直夾在東西方列強間，處境艱難。甚至1941年英蘇為了對付法西斯德國，竟設想把伊朗一分為三，雖然這個計畫沒有實現，但伊朗仍時時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直到年輕的巴列維國王「把寶押在美國這張牌上時，一種政治復興的初期微弱徵兆才趨向明朗化。」二戰結束時，蘇聯又想將伊朗變成自己的屬國，並要求伊朗承認以大不裏士為首都的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國。此刻，華盛頓出手相助，為了中東的油田，杜魯門總統迅速調集大部隊威脅蘇聯，結果史達林讓了步，伊朗終於保住了它現有的國土面積，美伊「夥伴關係」從此形成。13
在這種「夥伴關係」中，美國從伊朗拿走廉價石油，伊朗王室則從「山姆大叔」的回扣中占盡便宜，作為答謝，「在每次外交危急關頭，國王都支持西方。他毫不顧忌國際壓力，向以色列、南非和羅得西亞提供石油；他曾於一九七三年呼籲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立即結束石油危機；在越南戰爭的高潮中，當一支美國航空母艦編隊因為燃料耗盡喪失活動能力停泊在印度洋時，他悄悄地派一艘滿載的油輪前往支援……」14雖然雙方合作愉快，可老百姓卻在經濟上吃了虧，而且他們的民族自尊心又遭到傷害，那怕口袋裏多出了幾個錢，在伊斯蘭兄弟面前人們還是感到有點抬不起頭來。
如果說國家獨立涉及複雜的國際政治問題，忍辱負重也情有可原，那國內民主、人權建設上出的問題，國王和他的政府就難卸其責了。巴列維國王曾公開說過，民主的真正含義就是：「一個國家的全體成員，都應有權對同他們命運攸關的問題發表意見和投票表決。」15同時，他也衝破傳統，給予婦女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按理說領導者覺悟高，選舉人口又增加了一倍，人們參證議政理應熱情高漲，可實際結果如何呢？以1977年在德黑蘭的補選為例，「一百五十萬選民只有六萬人在選民冊上登記。……最後只有一萬八千多名首都居民投了票，勝利者僅以不滿八千張選票而獲得議員席位。」16人民不去投票，不過是因為在這些漂亮話和各種冠冕堂皇措施背後，特權階級早把實質性問題交易妥了，所謂選舉成了一場乏味無聊的遊戲，旨在為當權者再鍍上一層民主的金光，同時也堵住持異見者的嘴巴！
其實在整個「白色革命」中，巴列維國王對於民主建設的態度一直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要打民主這張牌，以博得西方世界的支持，另一方面王室和特權階級又要求他少搞甚麼真正的民主！國王知道愚民無民主可言，抓教育是民主之本，他甚至建議「根據服兵役法將應召而來的畢業生中的一部分在服役期間安排到全國各地未設小學的農村去進行掃盲工作。」17可實踐中越是改進教育，培植國民的自由精神和增強他們的政治責任感，國王就越感到自己的政權面臨著巨大危險。在此心態下，抓了十幾年教育，國內文盲率還在百分之七十左右，到1974年，「伊朗各大學的畢業生才只有一萬八千名，這個數字跟敘利亞這個人口只及伊朗的四分之一、但還要貧困得多的國家相同。當時，有三萬名大學生在外國留學，其中許多人由於政治原因，不得不拒絕回國。」18
對國內的知識份子，雖然國王「少不得他們來協助開發這個國家。（可）要是一位大學教授發表了一種獨立不羈的思想見解，馬上就會被開除，或者甚至被捕。」19國王還全力支持「薩瓦克」（SAVAK）──伊朗國家安全情報署──的活動，「多年來，它隨意捕人，非法刑訊，殘酷折磨，以此鎮壓任何對國王統治的反抗。」20就在聖城庫姆前方的卡維爾沙漠裏，薩瓦克「有恃無恐地在這個荒無人煙的遼闊地區，把國王最危險的敵人毀屍滅跡。死者被裝進口袋，然後在鹽鹼荒野上空從飛機裏扔下。」21面對這樣的暴行，自由原則根本無神聖可言。鑒於國王對上述兩原則的踐踏，可以說「白色革命」一開始就是一場嚴重扭曲變形的「革命」。
三
雖然國王踐踏了兩大「神聖原則」，但他卻認為：違背傳統，維持專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完全可以通過經濟高速發展予以中和，生活富裕完全可以掩蓋政治不公。很不幸，國王打錯了如意算盤！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絕不能靠發展單一因素──甚至是高速發展──來完成，作為一個系統工程，它要求整體性轉變，如果社會公正、民族自尊和宗教信仰受到破壞，就會害及全局，經濟高速發展非但不能力挽狂瀾，反而會推波助瀾。
沒挖出石油前，伊朗只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發現石油後，由於帝國主義勢力介入，天賜之財成了招禍之物！伊朗經濟出現嚴重的偏斜式發展，點狀分佈的現代化城市仿佛從天而降，而圍裹在它們周邊的農村似乎還停留在中世紀！面對這種典型二元經濟模式，如何使傳統落後的農業平穩、安全地過渡到現代經濟體系內，成了伊朗現代化道路上的首要難題，「白色革命」的第一要務自然也就落在了農村土地問題上。
頗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國內有識之士對此呼籲了許多年，但農業改革的第一推動力竟來自美國！1961年伊朗糧食欠收，國王忙向美國求援，甘迺迪總統借機迫使國王採取大規模土地徵收措施，以促進伊朗經濟與西方的接軌程度。情急之下國王勉強同意，不想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立刻在國內引起一片歡呼，並構成了「白色革命」的主要部分。雖然土改觸動了毛拉的利益，以至出現1963年的大騷亂，但最後「成千上萬的伊朗農民通過土改得到了擁有自己土地的權力，並以此確立了他們與伊朗國家及君主制的嶄新關係。」22這種樂觀景象促使巴列維國王乘勝前進，指出：「我的目的是真正限制大土地佔有，以利農民；真正消滅地主和佃農制度；並真正使這些佃農享有人的尊嚴和有可能直接從勞動中獲利。」23為了推進農業現代化，他又指出在已有基礎上發展農村合作公司的必要性，並要大力興修農村基本設施，特別是水利設施，還要由伊朗農業信貸和農村開發銀行在全國各地開展信貸業務，為農業發展提供資金保證。
可是好景不長，信誓旦旦的口號最終打了水漂，土改帶給人們曇花一現的好處，接踵而來的卻是更棘手的問題。因為土改是美國壓力下的產物，而美國真關心的是石油而非小麥，所以它才不願陪國王走通這條荊棘路；同時土改進行下去又不可避免地觸及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所以一旦外壓失去，接續工作便沒了下文。改革中「半吊子工程」最易導致利益全失、危害加倍。傳統佃農制度是不公正，但畢竟將大量農民固定在土地上，客觀上保證了社會穩定。土地重新分配後，由於後續建設虎頭蛇尾，農民生活未見好轉，同時城市生活又對農民產生出強大吸引力，在失去傳統約束的情況下，「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傳統的農村生活瓦解，舊式大家庭遭到破壞，農業生產遭受了嚴重損害。」24一時間，村裏但凡有點本事的人都進了城，農耕留給中年婦女，老人和孩子來完成，農業科技進步和農村現代化建設也就無從談起。到「白色革命」後期，「農村情況幾乎跟古代波斯沒有多大差別：依然是赤貧如洗，百病成災。」25
進城農民的情況也不妙。雖然城市打工收入比務農稍高些，但城市生活成本卻遠過農村，且多數進城農民只能從事一些簡單勞動，收入極低，他們漸漸在城市裏形成一個規模龐大、相對集中的貧民群體。巴列維國王不是沒看到這點，為此他特別指出：「應當把保證社會正義和改善公眾生活的經濟研究也看作經濟的基礎之一，在財富分配方面，使道德和人格法則去完善和補充經濟法則。」26但國內民主建設的失敗，使整個國家仍牢牢把持在特權階級手裏，政治權力缺乏基本的民眾監督，所以每項改革都要先經過這些人的「過濾」，直到對其無害有利才甘休，而福利政策實行中，資金「漏」走的要比貧困人口得到的多得多。
隨著「白色革命」的「深化」，財富迅速集中到愷加王朝的一千家名門望族和巴列維王室的五十個家庭之中，在這些達官顯貴、太子公主周圍又聚集了一大群借助權力新生的暴發戶，形成伊朗的「上流社會」。據《金融時報》的調查，「國王、他的姐妹和王親國戚至少在一百零五個工廠企業的財政上插了一手，合股經營了十七家銀行和保險公司、二十五家冶金和礦山公司、近五十家建築公司和數量類似的食品廠。巴列維家族控制了二十四家豪華飯店，實際上壟斷了旅遊業、公寓居住區、商業中心以及附屬的水泥和鋼鐵製造業……」27此時國家的內部，一邊是以錢權為粘合劑團聚起來的統治集團，另一邊卻是生活水準日趨降低的勞動階層。在兩極分化中，進城農民陷入了最痛苦的境地，他們既沒有能力在高消費的城市裏立住腳，又無法重返農村，只能聚成規模越來越大的流民群體，社會貧福差距之大已嚴重威脅到了國家安全。
與此同時，對形成中的新貴階層和有著更多精神追求的中產階層，為了轉移他們在政治領域中漸漸產生的欲求，統治者又在經濟生活中找到了「軟刀子」。一向嚴格的王室檢查機關對城市裏的賭場、夜總會和利慾薰心的色情電影業變得極為通融。而在市民生活中，娛樂業大受鼓勵。在這個圈子裏，所謂自由，就是放縱欲望的自由，所謂民主，就是參與娛樂的民主，嚴肅的詞語全被娛樂場中嘻嘻哈哈的打鬧、調侃所褻瀆。憤怒的伊斯蘭教徒慢慢感到：這些東西盛行的目的就是「為那些對政治和社會極度失望的人民找到一種醉生夢死的辦法，獨裁者希望這類西方『文化商品』能起到使人民愚化和不問政治的作用。」28
由此可見，精神、制度領域的扭曲最終導致經濟領域發生更危險的扭曲變形：農業凋敝，工業發展失衡，分配領域嚴重兩極分化，娛樂業墮落民風，這些都加劇了國家的危機，而巴列維國王仍舊陶醉在GNP高速增長的假像下，他感覺不到自己的王座已經被安放到了冒著滾滾濃煙的火山頂上。
四
伊朗人民在改革之初確實比他們的國王還激進，絕大多數人都願意加速現代化進程，從而更加富裕、自由地生活。但經歷了對君王設計的民主、自由、富足社會的普遍失望後，人們最終從高度扭曲的改良程式中退出，離開那讓人倍感疲憊、羞辱的生活。在霍梅尼生硬的教條裏，民眾重又看到善良穆斯林得以幸福生活的簡單、傳統、熟悉的世界，「千百萬伊朗人就猶如抓住最後一根救命稻草那樣，越來越緊密地團結在他們的宗教領袖周圍。」29
當然，國家現代化的趨勢是誰也不能阻擋的歷史進程。霍梅尼勝利後，新的國家領導人並沒有按原教旨主張去建設國家，他們需要探索一條既能保證自己的宗教信仰、民族自尊和社會公正，又能發展經濟的「第三條道路」。這條路的建設成功與否，現在還未可知，但無論如何，巴列維政府的失敗卻是必然的，其中教訓值得發展中國家去認真研究。
註釋
1、2、3、5、6、8、9、10、11、13、14、16、20、21、22、24、27、28、29 （奧）海因茨·努斯鮑默著，倪衛譯：《霍梅尼──以真主名義造反的革命者》，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第3頁，第1頁，第3頁，第29頁，第32頁，第20頁，第22頁，第48頁，第39頁，第37-38頁，第124頁，第68頁，第46頁，第27頁，第71-72頁，第72頁，第75-76頁，第74頁，第65頁。
4、7、15、17、23、26 （伊朗）巴列維著，郭伊譯：《白色革命》，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第1版，第367頁，第377頁，第429頁，第443頁，第392頁，第425頁。
12 （德）黑格爾著，賀麟、王太慶譯：《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59年9月第1版，第157頁。
18、19、25 （法）熱拉德·德·維利埃等著，張許蘋、潘慶舲譯：《巴列維傳》，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第1版，第360-361頁，第362頁，第3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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